先秦散文研究的新成果

反映战国策士纵横捭阖游说活动的战国策文，是先秦散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但在作为战国策文主要载体的《战国策》中，496章策文仅有数章标出年代，却又被后人证明系误标。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的27篇策文，亦全部未标年代。这些未标年代的战国策文，给战国散文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人们只能把数世纪间产生的战国策文当作一个“混沌整体”来对待，就《战国策》说些“文辞之胜”、“人物鲜明”之类的话，对其内部发展规律及与同时代散文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等无从入手。所以，自明清以来，几代学人都在战国策文所载行事之考辨、断代上下过功夫，特别是《战国纵横家书》出土以来，学界对战国策文行事之断代的研究更盛。但是，怎样架起行事断代与作年确定间的桥梁，从而排绎今存500余篇策文的作时，以利深入研究，却是长期困惑学界的一个带基础性的、又有相当难度的重要课题。

最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学教授郑杰文博士的《战国策文新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作者在自己先后出版的《中国古代纵横家论》等4部纵横家研究作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考出500余篇战国策文的五种产生途径：史官笔录、策士随游弟子记录、收录策士奏章和书信、收录前人智辩故事、后世策士拟作，并一一确定了不同途径产生之策文的作年考定原则；再结合前人的策文行事断代成果，并加辨正或补考，从而考定了大部分策文的作年（81篇确实无法考年者另列）。依据排定作年策文的对比研究，将战国策文演变划分为奠基、发展、成熟三个阶段，理清了战国策文由篇幅短小到长大、叙事写人由简单和直叙到复杂和形象、论辩说理由结构单一和简单类比到结构复杂和逻辑严密等的发展轨迹，从而论定了战国策文从《左传》等先秦历史散文的“记事为主”，到《史记》等两汉史传文学“写人为要”的桥梁作用。又与同时期其他散文一一对比研究，指明了它们间的交互影响和不同特点。成为先秦散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

过去人们研究《战国策》，多将其归为与诸子散文有别的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文新论》则提出：战国策文中记述策士游说、谋划等行事的记叙部分具有历史散文特征，而其中之策士说辞、辩辞则具诸子散文特点。进而对比排绎，梳理了战国策文在我国早期记叙文和早期论辩文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这一见解，与《汉书·艺文志》既收《战国策》于《六艺略·春秋》类（相当于后世目录学之“史部”），又列策士著述于《诸子略》（相当于后世目录学之“子部”）的处理方式暗合。从而将战国散文的研究导向深入，成为先秦散文研究中的又一突破。